●叶曙明
两千多年前的南越国，虽然没有留下太多的文献记录，但赵佗治理南越国长达六十多年，开物成务，草创经营，史书上称赞他“居南方长治之，甚有文理”(班固《汉书》)。这种文理，反映在舟车、文字、音律、冕旒、衣食、人伦、政治等方面，都为岭南文明开创了一片盎然的生机。
广东人有着热爱音乐的传统，远在汉代，就有一位番禺的歌手，在皇宫中为汉惠帝演唱。他的名字叫张买，唱的是“越讴”——用粤语演绎的地方曲谣。他的歌声音韵悠扬，妙不可言。歌中传达民间疾苦，往往暗寓规讽。吕后当政时，封了张买为南宫侯，屈大均称赞他“开吾粤风雅之先”。广东人为了纪念这位歌手，曾在番禺建了一座秉正祠祭祀他（位于今天的广州秉政街），这是广州历史上有文献记载的第一座祠堂。
中国人的祭祀，乃出于一片崇德报功之心，感谢有功德者对于社会文化的施与。人们祭祀一位歌手，是因为相信音乐也可以“正色立朝”。生活无论如何艰苦，人们都能忍受，但不能忍受没有音乐的日子。十番锣鼓、木鱼歌、龙舟歌、南音、潮州音乐、畲歌、秧歌、客家山歌等，从粤东到粤西，从山区到平原，一年四季，弦歌不绝。
以前潮州人在上元节有斗畲歌的风俗。至今潮州人还把你一言我一语的斗嘴，叫作“斗畲歌”。客家山歌就更有名了，高亢嘹亮，节奏自由流畅，唱腔变化万千，仅梅州就有百多种腔调，“山歌紧唱心紧开，井水紧打紧有来，唱到青山团团转，唱到莲花朵朵开”。正如屈大均所说：“粤俗好歌，凡有吉庆，必唱歌以为欢乐。”(《广东新语》)
人们常说，柔弱纤细是南方人的特点，这是完全不正确的。这种印象是从南方人的身材得来的，因为与东北大汉相比，广东人体形似乎普遍较瘦小，但他们的性格决不柔弱，恰恰相反，长年与大海相搏、与大山为伴的广东人，性格粗犷、坚毅、豪爽、乐观向上，这从广东音乐中就可以找到证据。
广东人最常用的乐器是什么？既非二胡，也不是古筝、笛子，而是大鼓。“粤之俗，凡遇嘉礼，必用铜鼓以节乐。”（屈大均《广东新语》）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粤剧，广府人惯称之为“锣鼓大戏”。雷州半岛有一种民间活动叫“雷州换鼓”，击铜鼓以祭雷神。端午节赛龙舟，咚咚的鼓声更是不能少。震耳欲聋的大鼓，令人血脉偾张。潮州音乐最出名的就是锣鼓。大鼓、斗锣、苏锣、月锣、应锣，加上深波、大钹、唢呐、横笛……演奏的花灯锣鼓、潮州大锣，节奏强烈，高亢奔放。
一些粤乐行家认为，广东方言对广东音乐有着直接的影响。广东方言有九声之多，与只有四声的北方方言相比，语音上更加丰富多变，具有更强的音乐感，这种差异决定了广东音乐与外地民乐的不同，广东音乐在旋律、华彩等方面，音域更为广阔，能够把广东人强壮、硬朗和乐观的性格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。
比如《雨打芭蕉》《赛龙夺锦》《步步高》等，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名曲，轻快如高山流水，热闹如花团锦簇，表达着一种开拓向上的精神特质。
一些原本沉郁悲凉的古调，经粤乐大师们一改编，也变成了明亮欢快的曲子。寡妇倾诉心中哀怨之情的《寡妇诉怨》，被扬琴名师严老烈改编成欢快活泼的《连环扣》；表达宫女悲愁情绪和寂寥清冷意境的《汉宫秋月》，被改编成曲调和谐优美、广阔丰满的《三潭印月》；经何博众整理的《雨打芭蕉》，运用顿音、加花等技巧，把人们久旱逢雨的欢乐表现得畅快淋漓。
许多富有地方色彩的事物，诸如广东人喝凉茶、穿木屐、睡瓷枕、住骑楼等，推敲起来，无不与水土有关，音乐亦然。
（作者系广东历史文化专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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